对于农民来说，对土地的所有权从法律上更是没有的。但是，从人的自然权利而言，农民生存的根本就是土地，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是其自然权利。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取而代之是土地的使用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自留地、自留山使用权。这是现阶段的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当下我们无法违抗，但历史又是如何。

回顾新中国的历史，农民土地使用权制度不是一开始就确定下来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概在1949年至1956年间，我国实行的是完全的土地所有制，即农民对土地拥有所有权。主要体现在两部法律，一部是1950年6月28日实施的《土地改革法》，第1条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第30条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另一部是1954年实施的《宪法》，第8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 笔者认为，这个时期规定土地所有制符合中国共产党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农民做出的承诺，即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实现农民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吸引农民参加革命的最重要的措施。1952年起开始建立的“初级社”就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农村生产合作经济组织。

到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为了迫不及待的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国家对农村土地所有制进行变革，将农村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但仍然保留农民对宅基地和坟地的所有权。也就是说，除了你活着的时候和死的时候居住的地方，其他的都归集体所有了。这主要体现在1956年6月发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该章程第13条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和耕畜、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 第16条规定：“社员原有的坟地和房屋地基不必入社。”

从1958年5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史称“大跃进”运动。而与此同时，农村也轰轰烈烈的开展“人民公社”运动。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61年3月制定并在次年6月修正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六十条”），明确了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社员只享有使用权。

196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又下达的《关于各地对社员宅基地问题作一些补充规定的通知》，进一步把宅基地也收归集体所有，农村只有使用权。至此，我国，再也没有私有的土地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民公社初期，甚至强制性的办公共食堂，不允许自留地、自留山和农村零星副业的存在，连农民自己做饭的权利都剥夺了。实际上“大炼钢铁”已经把农民的铁锅等炊具都没收了，想要做饭也难，要做饭只能使用陶器等原始社会时期使用的器具。人民公社化的错误，直接导致“三年自然灾害”的恶化。

改革开放后，国家打破了人民公社制度，回归家庭，实行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农民更多了自主生产经营的权利，但是没有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的状况。

让人遗憾的是，改革开放让土地城乡二元制贯彻的更为彻底。1999年1月，《土地管理法》修订之后，农村的土地彻底与城市土地分割开来，城镇居民不可能再申请集体土地了，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的唯一联通渠道就是征收。之后，国家对小产权房、城镇居民购买农村房屋、宅基地的限制等政策或许有利于国家的土地管控，但是，客观上也导致了农村越来越隔绝于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城乡贫富差距和农业生产无利可图的现实让农民离开了土地，而征收土地的不合理、不规范让农村、农民和农地都成了待宰的羔羊，甚至很多农民期盼被宰，这是当下农民的悲哀。

农村最大的财富是土地，农村发展进步的根本在于农村土地的生产、开发、利用和流转，而这种生产、开发、利用和流转不是现在这种国家垄断、少数人（开发商、地方政府等）得益的模式，而应该把着眼点和最大利益归于广大农村和农民。

欣喜的是，我们看到了中央对农村问题的重视，看到了中央也在致力于实现城乡一体化。王轶教授指出，“中国要真正的实现城乡一体化，有一个根本标志，农民哪一天在中国不是确定的身份而是一种职业选择的时候，那就是中国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时候。如何让农民在中国不再是一个确定的身份而是一种职业的选择？我们在进行户口登记的时候不再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都能够作为市场的要素，进入土地交易的市场自由的进行流转，才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